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中，开放的时代，是繁盛的时代、快速发展的时代；封闭的时期，则是落后的时期、发展迟缓的时期。汉唐盛世，因开放而更加繁荣。清末时期，则因闭关锁国而沦为列强瓜分的鱼肉。直至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后，我国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改革发展的成功道路，创造出长期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华民族再次以昂扬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更高水平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鲜明标识

　　开放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于开放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开放可以改变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规模，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促进改革和经济制度变迁，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会停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统筹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了开放要求、开放目标、开放布局等等，鲜明宣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融入世界、拥抱世界、贡献世界。由此，更高水平开放成为新时代的鲜明标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推动力量。

　　更高水平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化大生产为自己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无法容纳庞大的生产力，要求突破国内市场的边界，社会分工发展为国际分工，社会生产发展为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国内贸易发展为国际贸易，经济全球化成为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必然要冲破地区和国家之间的限制，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市场连成一体，在全球市场配置资源。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就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我国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要自我完善，全面深化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就更加需要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借鉴别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成熟经验，对标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输入改革的外部动力，冲破内部的改革阻力，形成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更高水平开放是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不再简单依赖要素资源投入扩张拉动经济增长，而是主要依靠培育新的经济竞争优势，提升全要素效率，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只有全面提高开放水平，使要素低廉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世界创造中心转变，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吸收外资大国向对外投资大国转变，全球经济治理的参加者向重要贡献者转变，在更高水平开放中促进改革，为广泛利用世界市场和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外部条件，才能更好地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就要“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更高水平开放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营造优良营商环境，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为我所用，才能快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实现创新发展；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使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和沿边地区从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以开放促进中西部更快发展，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协调发展；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引进气候友好型技术，吸收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优质外商投资，发展绿色贸易，加强环境治理国际合作，借鉴先进国家发展绿色经济的经验，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在更高水平开放中，扩大外资准入范围，引导优质外资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有助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享发展。

　　更高水平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只有更高水平开放，才能在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更快打通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堵点；只有更高水平开放，才能释放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强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避免脱离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稳定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建立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只有更高水平开放，加强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才能更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更高水平开放是应对世界经济大变局的正确抉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重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引发全球创新竞争更加激烈，全球经济结构面临重构，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深刻变革，给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带来广泛深远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多极化态势明显。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正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出现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摩擦冲突上升，国际经贸规则趋于碎片化，多边经济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新冠疫情爆发和反复，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的稳定性，而各国应对疫情政策的非同步性、经济复苏的非同期性和非均衡性，暴露出世界经济的脆弱性。俄乌冲突爆发，加剧了世界的分化，导致全球部分供应链断裂，石油、天然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给脆弱复苏的世界经济蒙上新的阴影。在世界大变局中，我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空前的挑战。实行更高水平开放，既是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际行动，能够为世界经济恢复发展注入信心和动力；也是营造友好外部环境，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挑战，把握机遇，推动我国经济稳健成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抉择。

　　以制度型开放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瞩望新征程，我国将在更高水平开放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民族复兴伟业。对内以制度性开放为核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积极参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惠及更广大国家。

　　推动制度性开放，就要研判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对标先进的国际经贸规则，不断推进边境规则的自由化、便利化，以“边境后措施”为重点，构建“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的开放制度。升级区域开放平台，以自贸港、自贸试验区等区域平台引领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规范补贴行为，打造非歧视的规制体系；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和公正监管制度，建立竞争中性的规制体系；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完善政府决策信息的披露制度，营造透明公开的治理环境；塑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形成要素流动自由、投资经营便利、服务优质高效的体制机制。

　　在制度性开放中，尤其要妥善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一方面，确立开放的安全观，只有坚持更高水平开放才能更好实现国家安全，只有掌握开放主动权才能保障国家安全，只有积极参加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确立积极的安全观，只有防范风险前置才能有效控制开放风险，只有建立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才能有效应对风险。因此，我们必须立足国情、着眼长远，坚持独立自主与扩大开放有机结合，按照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根据国内承受能力推出开放举措，增强粮食、能源、资源等的自给能力，守住经济安全底线，发挥制度优势，实行重大科技联合攻关，提升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科技产品自主开发能力，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在此基础上，对外我们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倡导“以规则为基础、共同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具体实践中，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动高水平“一带一路”建设，增加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提升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缓解经济全球化中国家间利益不平衡的矛盾。积极参加区域经济合作，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支持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参与新兴领域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制定，促进建立互利共赢、公开透明的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推进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等新议题谈判，推动构建投资便利化多边框架，维护多边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使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